丛日云
来源：《领导者》年10月（总48期）
作者：丛日云，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当代中国激进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
近十几年来，中国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如果它继续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中国政治的走向，影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
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表现
这种民族主义作为社会思潮，其表达形式主要在三个层面：[1]
第一，社会公众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在主流媒体的宣传中常用的词是“爱国主义”。但是，爱国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并不是一种“主义”（ism）。
第二，在全球化对中国影响日益深入的时代维护民族利益和复兴民族文化的要求。
第三，极端的或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其特点在于：（1）以对本民族、西方民族（包括日本）、中西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实的片面认识、虚假信息和由此而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为其判断、情感和态度的基础；（2）以过时的、僵化的理论来理解当代国际关系；（3）以排外仇外（主要针对日、美）的方式表达对本民族的忠诚；（4）极端的、非理性的、好斗的态度和行为方式。[2]
在前述三种表现形式中，前两者基本上是健康、理性和温和的民族主义，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后者虽然也打着前两者的旗号，并且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前两者的内容，但它的特点在于远远超出了前两者的范围。它属于好斗的、排外的、非理性主义的民族主义，即激进的或极端民族主义。[3]它是当代中国社会民族认同加强、民族意识上升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畸变，是民族主义误入歧途的表现。
从社会分布来看，这三者似乎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结构：第一种民族主义弥漫渗透于社会公众中，是庞大的基座；第二种主要存在于有国家意识或国家感的社会公众中，其主体是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群体；第三种民族主义者的中坚是青年知识分子。它是金字塔的尖项。我们这里所说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主要指这种激进民族主义的出现。因为它最为活跃，在舆论界占有明显的支配地位。绝大多数民众和官员不是激进民族主义者，但他们的思想也程度不同地受到激进民族主义病毒的传染，并容易被后者所左右和利用。
从20世纪末起，这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做了许多事情，让人们感到非常震惊和担忧。所以，在这里，我们主要来分析这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我们要回答的是，这种新民族主义为什么会出现？或者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极端或激进的形式？
二、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对几种解释的回应
在解释民族主义兴起现象时，人们经常谈到几种一般原因：[4]
其一是说，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因为全球化带来的对中国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威胁。如果这种解释成立，前提必须是中国的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处于危急状态。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民族主义者经常耸人听闻地宣传的所谓“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有意夸大甚至臆想。当代中国不存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前半叶那样的民族危机。事实上，一百多年来，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安全，如EdwardFriedman所说：“中国是一个强大、安全和崛起的大国，没有人要侵略中国，或挑战其主权。对这些的恐惧是令人不安的狂想。”[5]实际上，在主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是主要的受益者，这些年中国迅速的发展就是证明。
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中国，利益驱动的民族主义是比较弱的，而宣传导向的民族主义是很强的。青年学生是最缺少利益基础的群体，但他们却成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坚。而全球化受损最大的群体，其民族主义情绪并不特别强。这是因为，在中国，没有独立表达公民利益的公民组织，没有信息的自由流通，所谓“利益”是主流媒体宣传中的国家利益，普通民众并不知道自己在对外关系中的具体、真实的利益所在。而激进民族主义者想象中的国家利益经常是偏离实际的。他们的许多做法实际上是损害民族利益的。[6]
一些学者将其归结为文化或文明冲突的产物。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世俗文化，没有宗教信仰的支撑，所以对外来文化的拒斥并不会特别强烈，更不会产生好斗性的反应。既使中国传统的宗教，也是具有宽容性特征的多神教，而不是排它性的一神教，所以对以其它宗教为母体的文化不会产生很强的敌对情绪。中国人一向对外来文化持比较温和宽容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合西方文化比较成功，也较少麻烦。[7]所以，尽管如亨廷顿所指出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存在深刻的冲突，[8]但这种冲突不应该在政治领域产生激进和极端和反应。[9]事实上，单纯的文化民族主义不会在政治上采取激进的民族主义立场。
有的人按其他民族的经历，将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解释为民族认同和民族情感的增长。但是，中国并非典型的民族国家，也就是说，不是按民族边界建立的国家。[10]中国是多种民族、多种文化和复杂地域的统一体，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中华民族”。人们也可以在多民族和地域辽阔的意义上称其为“帝国”，是世界上一系列帝国解体后仅存的“帝国”。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美国专家派伊称，中国是“装扮成国家的文明（acivilizationpretendingtobeastate）”。[11]所以，中国的民族认同并不需要通过厘清民族边界来增强内聚力，不需要刻意区分“我族”与“他族”，更不应与对其它民族的敌视相伴随。[12]这种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类似宗教上的多神崇拜，它不像一神教那样强烈的追求内在纯洁单一性和排外性。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对不同肤色、种族、宗教、文化的区分并不太在意。中国人的民族观念比较模糊，族群区分的意识很弱。[13]普通中国人，即使那些民族主义者，在私人的交往中一般都能与外国人和平相处，不会因为某人的民族身份而产生歧视或敌视。
根据一些学者的说法，伴随着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产生了对民族主义的社会需要。在笔者看来，这是将国外民族主义理论机械地套用到中国而产生的对中国现实的误读。的确，在欧洲和其它非西方国家，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的民族建构并不是要按民族的边界建立国家，而是建立和巩固多民族的国家。[14]从长的过程来说，中国远自秦汉时代就已经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世俗国家，而这个过程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是其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15]从近处来说，中国自年起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国家独立和统一的过程，而年后，又建立起强大的集权型政权，其国家权力的动员和控制支配能力之强，在当代世界上也是罕见的。[16]所以，机械地照搬西方的民族建构理论对中国是文不对题。目前遗留的台湾问题使民族主义者关于民族国家建构的要求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知道，民族主义者白癜风应该注意什么北京治疗白癜风的专业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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